一講到歧視，我們腦中便會即時浮現出不好的印象，覺得是個不應該做的行為，但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的話，歧視是個中性詞，沒錯它不是一個貶義詞，意思其實即是一種選擇，是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偏好。
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進行大量的選擇，那我們該怎樣去選擇呢？那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標準來判斷，當你有一個所謂的標準去選擇那就是歧視。換個好聽點的說法就是區別對待，當我去買周杰倫的專輯時，而不買其他歌手的專輯，其他歌手就被我歧視了，被我作出一個區分，我不可能將全世界的唱片都買回來，也不可能有時間將每個歌手的歌都聽一遍，我們不可能平等對待每個人，所以我會依照我的喜好去區分我想聽的音樂，不是這個標準或低於這個標準的我都不聽(例如我是絕對不聽泰文歌)，那這樣我就能節省掉大量時間成本，從而選擇自己想聽的音樂。
歧視也是要付出成本
我們資源有限，可不能做到每樣東西都能去選擇，我們每個人都有時間成本，不想浪費成本就只好做出一種單方面、比較武斷的判斷，例如我想品質有保證的話我就會只買名牌的商品，即使價格比較高也沒關係，那我就對其他不是名牌的商品進行區分，即使他們也不一定全部品質很差，但是我就不想浪費時間去了解他們的產品，我對那些不是名牌的商品有一種刻板印象，進行了所謂的「歧視」，我在這裡就必須為我的歧視付出了代價，我可能就錯過了其他物廉價美的商品。
東南亞華人是如何做生意
說到歧視，就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歧視，有膚色歧視、有性別歧視、有種族歧視，為甚麼會出現這些歧視呢？人們都是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選項，在馬來西亞經商的華人，他們做生意是怎麼做的呢？他們會對人進行區分，他們做生意會排斥外國人，他們只跟中國人、華人、同族、親戚做生意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歧視外國人？不跟他們做生意？這樣選擇不是變少，變得更不利嗎？
其實他們是對自己進行了保護，在以前的年代，一個華人跑到別的國家，那些法律可能並不保障他們這些外來人，要是這些華人借了錢給其他語言、其他種族的人，他們可能會冒很大風險，投資的錢可能會收不回來。所以只選擇跟自己的背景、種族、語言都一樣的人來做生意，要是你拿了錢就跑，消息一出來，我們所有華人都不會再跟這個華人做生意，因此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的聲譽，有自己的道德，有著相同的理念，被這些條件所約束，所以即使可能收益沒跟外國人合作多，但他們馬來西亞的華人還是會選回自己同鄉，同樣是華人去做生意。
逆向歧視
再舉一個例子，在美國有很多大學都有一些優待政策，它們都有明文規定會優待一些黑人和少數族裔的學生，他們的成績可能差一點點，但在跟白人同等成績下，他們可可以享受到一些優惠政策，能夠通過政策從而入學，美國就有在著反歧視法，規定一些弱勢群體需要受到保護，他們也必須要受到平等對待。
美國法律界上有一個非常著名關於歧視的案件 ，在1978年發生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，案件的原告人艾倫·P·巴基（Allan P. Bakke）是一名工程師，後來參加了越戰，在戰爭期間，他看到很多受傷的人，從而產生了對醫學的熱忱，所以在結束戰爭後，回到美國就打算報考美國的醫學院，可是，他申請的每一間大學都不獲批准，全部都由於年齡問題遭拒，那時候他31歲左右，算是偏大了。
在當時，美國的大學存在著嚴重的年齡歧視問題，每一所學校都有規定所限的年齡。巴基很灰心，但仍然堅持去申請，終於到了1974年，他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遞交了入學申請，獲得了面試的機會，巴基過關斬將，過了好幾關後，最後仍然被校方所拒絕，他了解到校方一條招生條例是專門照顧弱勢群體的，校方在100個招生名額中，其中有16個位置專門留給弱勢群體入學。
此時巴基覺得自已受到了歧視，明明自己年齡偏大，不也屬於弱勢群體嗎？當他向校方抗議自己也算是弱勢群體，希望校方能特別批准入學（其實巴基的入學分數也只是差合格標準線2分）。而加州大學則認為巴基不算是弱勢群體，原因在於巴基是個白人。此時巴基就更生氣了，覺得自己因為是白人就被拒絕，把加州大學告上法庭，控告校方歧視他。這件案件就是典型的逆向歧視，加州大學明明是為了消除歧視所設立的規定，卻又產生了新的歧視。
該怎樣歧視?
最後這個法律界的世紀大案，9名大法官共提出了6份不同的意見，最後他們在最小範圍內達到一致意見，最後作出的判決是加州大學敗訴，必須接受巴基入學，形為他是受到了歧視。其實對於怎樣去理解這件案件有不同的角度。經濟學上經常講到一個道理，資源是稀缺的，學位就只有100個，就只有100個人能夠入讀，是稀有的，所以必然要進行區分，進行區別對待，進行篩選。凡是選擇就必有標準，有標準就有歧視，你優待了一個群體，那肯定會對另一個群體不公平，所以別再問要不要歧視，而是該怎樣歧視得更好，歧視得更合乎經濟效益，歧視得更「公平」。
